1965 年春，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间公寓里，76 岁的李宗仁正对着窗外的中央公园出神。
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他银白色的头发上，岁月在他脸上刻下的沟壑里，藏着半生戎马与近十年漂泊的沧桑。
书桌上摊开的报纸上，一则关于中国国内建设的报道被他用红笔圈出，旁边放着一封刚写完的信，收信人是他在香港的旧部程思远。
“德公，该吃药了。” 夫人郭德洁端着水杯走进来，轻声提醒。
她将药片放在掌心递过去，目光落在报纸上，“又在看国内的消息？”
李宗仁接过药片吞下，接过水杯漱了漱口，长叹一声：“离开故土九年了，不知道北平的秋天，还是不是当年那样金黄。”
他起身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泛黄的相册，翻开第一页，是 1949 年离开南京前与部下的合影。
照片里的他身着军装，眼神坚毅，如今再看，只剩物是人非的怅然。
郭德洁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：“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回国的事，可美国人那边……” 话未说完，便被李宗仁打断。
“美国人的态度我清楚，他们无非是想把我当成牵制大陆的棋子。” 李宗仁语气坚定，“可我是中国人，落叶总要归根。这些年，我看着大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，工业、农业都有了长足发展，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，这就够了。当年我与共产党政见不同，但如今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才是头等大事，我不能再置身事外。”
其实，李宗仁的归国之心早已有之。
1956 年，他就曾通过程思远向大陆表达过回国意愿，只是当时国际形势复杂，未能成行。
如今，随着中美关系逐渐松动，他觉得时机终于成熟了。
这年 5 月，程思远从香港专程来到纽约，带来了大陆方面的消息。
两人在公寓里密谈了整整一天。
“德公，大陆方面表示，欢迎您回去定居，并且保证您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待遇，过往的事情不再追究。” 程思远压低声音说道，眼神里满是激动。
李宗仁听完，双手微微颤抖，眼眶瞬间湿润。
他站起身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良久才停下脚步，郑重地对程思远说：“请你转告大陆方面，我李宗仁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只要能为国家统一出一份力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回去后，一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李宗仁开始秘密筹备回国事宜。
为了避开美国情报部门的监视，他对外宣称要去瑞士日内瓦治病，郭德洁则以陪同就医为由，一起办理了出国手续。
出发前，他特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文物字画整理出来，准备带回国内，捐给国家博物馆。
“这些东西留在我这里，不过是私人藏品，带回大陆，才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。” 李宗仁一边整理，一边对郭德洁说。
郭德洁点点头：“你做得对，这些文物本就该属于国家，属于全体中国人民。”
1965 年 7 月 12 日，李宗仁夫妇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，从纽约起飞经日内瓦转机，前往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。
飞机上，李宗仁望着窗外变幻的云层，心中既期待又忐忑。
他知道，这一路绝不会一帆风顺，美国情报部门绝不会轻易放过他。
果然，当飞机在日内瓦机场降落转机时，几名身着便装、眼神锐利的美国人拦住了他们。
为首的一人拿出证件，亮明身份 ——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。
“李先生，我们接到上级命令，希望你能放弃前往亚洲的计划，返回美国。”
特工语气强硬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态度。
李宗仁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，目光平静却带着一股威严直视着特工：“我是中国公民，回自己的国家，不需要经过你们美国的同意。”
“李先生，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的行动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关系，贸然前往大陆，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” 特工试图用外交辞令施压。
李宗仁冷笑一声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：“我与大陆方面的联系，纯属中国内政，与美国无关。当年我在大陆担任职务时，美国也曾试图干涉中国内政，如今我要回国，你们又想阻挠，难道美国的‘自由’‘民主’，就是这样干涉别国内政、限制公民自由的吗？”
周围的乘客纷纷侧目，特工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
他们没想到，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，竟然如此强硬。
“李先生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如果你执意要走，后果自负。” 特工语气有些松动，但仍在做最后的挣扎。
李宗仁毫不退让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已经 76 岁了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我回国的心意已定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拦。你们要是再纠缠不休，我就向媒体曝光你们的行为，让全世界看看美国是如何践踏人权、干涉别国内政的！”
特工们面面相觑，他们知道李宗仁所言非虚。
如果事情闹大，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，还可能引发外交风波。
权衡再三，为首的特工只好挥了挥手，让手下让开道路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李先生，你会为你的决定后悔的。”
李宗仁没有再理会他们，带着郭德洁径直走向转机口。
经过这一场风波，他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。
7 月 14 日，李宗仁夫妇乘坐的飞机抵达卡拉奇。
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早已在机场等候，见到李宗仁，丁国钰快步上前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：“李先生，欢迎您！祖国人民盼您回来很久了！”
李宗仁激动得说不出话，只是一个劲地点头。
在丁国钰的安排下，他们暂时住进了中国大使馆，等待前往北京的航班。
在大使馆的日子里，李宗仁每天都能看到国内寄来的报纸和杂志，看到大陆各地蓬勃发展的景象，心中的归属感愈发强烈。
他时常与丁国钰交谈，询问国内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情况，当听到中国在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，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时，他不禁感叹：“共产党确实有能力，能让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如今的地步，不容易啊！”
7 月 20 日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
李宗仁夫妇乘坐中国民航的专机，从卡拉奇起飞，前往北京。
飞机穿越崇山峻岭，朝着祖国的方向飞去。
李宗仁坐在窗边，目光紧紧盯着下方的土地，当看到熟悉的山川河流时，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“德公，我们到家了。” 郭德洁轻轻拍着他的肩膀，自己也红了眼眶。
下午时分，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。
舱门打开，李宗仁走下飞机，看到机场上欢迎的人群，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早已等候在停机坪，见到李宗仁，周恩来快步上前，伸出双手：“李先生，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！”
李宗仁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周总理，我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到祖国了！”
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 周恩来笑着说，“祖国永远是你的家，党和人民会欢迎你的。”
随后，李宗仁在周恩来的陪同下，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一一握手。
人群中，有他当年的旧部，有文化界的名人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。
李宗仁看着这一切，心中充满了温暖，他知道，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宗仁在北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周到的接待。
他参观了工厂、农村、学校，看到了新中国建设的辉煌成就，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与淳朴。
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我这次回国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，而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。我坚信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一定能变得更加富强，中华民族一定能实现伟大复兴！”
然而，就在李宗仁以为可以安享晚年，为国家统一贡献力量的时候，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。
一天，他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中没有署名，只有短短几句话：“你不该回来，有些秘密，永远不该被揭开。若想保命，立刻离开北京。”
李宗仁拿着信，脸色凝重。
他知道，这封信绝非恶作剧，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。
他将信交给了周恩来，周恩来看完后，眉头紧锁：“李先生，你放心，党和国家会保障你的安全，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，揪出幕后黑手。”
夜幕降临，北京的街头灯火通明。
李宗仁站在公寓的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天安门城楼，心中思绪万千。
他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险，但他毫不畏惧。
他想起自己回国时的决心，想起祖国的未来，想起人民的期盼，眼神再次变得坚定。
就在这时，公寓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，门锁处传来 “咔哒” 一声轻响。
李宗仁警觉地转过身，看向门口，握紧了手中的拐杖。
门口的阴影里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正缓缓走进来，手中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。
李宗仁深吸一口气，沉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身影在门口停顿片刻，缓缓抬起手，借着窗外透进的路灯光亮，李宗仁看清对方手中握着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没等他再开口，对方先开了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几分刻意掩饰的沙哑：“李先生，这是给您的第二封信，看完您就知道，不该回来的人是您。”
就在这时，公寓客厅角落的电话突然响起，尖锐的铃声打破了僵持的氛围。
身影明显顿了一下，李宗仁趁机握紧拐杖，朝电话方向挪了半步。
他记得周恩来总理安排的安保人员说过，遇到紧急情况可直接拨打专线，此刻这通电话来得正是时候。
“你不敢让我接这个电话？” 李宗仁盯着身影，语气沉稳。
对方没回应，却往后退了半步，手仍紧紧攥着信封。
电话响到第三声时，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是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 —— 负责公寓安保的工作人员老张到了。
身影听到脚步声，猛地将信封扔在地上，转身冲向阳台。
老张推门进来，见状立刻大喊：“站住！” 可对方动作极快，翻出阳台栏杆，顺着外侧的排水管滑了下去。
老张追到阳台往下看时，只看到一个黑影消失在胡同口的拐角处。
“李先生，您没事吧？” 老张快步走到李宗仁身边，扶着他的胳膊检查有无受伤。
李宗仁摇摇头，指了指地上的信封：“把那个捡起来，小心点，别留下指纹。”
老张蹲下身，从口袋里掏出白手套戴上，将信封轻轻拾起，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
李宗仁走到茶几旁，看着信封上没有任何字迹，抬头对老张说：“立刻联系周总理办公室，把情况说清楚，另外，刚才那个人顺着排水管下去了，让外勤的同志去胡同里排查。”
老张点头，立刻拿起专线电话拨了号码，一边说一边记录，挂断电话后又补充道：“我已经通知楼下的安保小组，他们正在封锁附近的路口，应该能查到线索。”
十分钟后，公安部负责此案的李科长带着两名侦查员赶到公寓。
他们先对现场进行了勘查，提取了信封上的指纹，又询问了李宗仁当时的细节。
“对方身高大概多少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有没有其他明显特征？” 李科长拿出笔记本，逐条记录。
李宗仁仔细回忆：“身高比我高半头，大概一米七五左右，穿深色的中山装，袖口磨得有些发白，左手手腕上好像戴着一块旧手表，其他的没看清，声音沙哑，像是故意装的。”
侦查员打开信封，里面只有一张折叠的信纸，上面用打印体写着：“您带回来的文物里，藏着不该见光的东西，若不尽快交出来，不仅您自身难保，还会连累身边的人。”
李宗仁看完，眉头紧锁：“我带回来的文物都已经交给国家博物馆了，当时清点的时候有清单，怎么会藏东西？”
李科长接过信纸，对着灯光看了看，又递给身边的侦查员：“纸张是普通的办公用纸，打印字体是老式铅字打印机的痕迹，这种打印机现在只有少数机关单位还在使用。
李先生，您还记得文物交给博物馆时，具体有哪些品类吗？有没有特别贵重或者您自己不太了解来源的物件？”
李宗仁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仔细回忆：“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字画，还有几件宋代的瓷器，都是我早年在广西任职时收藏的，来源都能说清楚。
交给博物馆的时候，程思远也在场，清点了三遍，每一件都登记在册，不可能藏东西。”
正说着，李科长的电话响了，他接起电话听了几句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，挂断后对李宗仁说：“外勤的同志在胡同口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件深色中山装，和您描述的一致，衣服口袋里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‘下一个目标是郭德洁女士’。”
李宗仁猛地站起身，语气急切：“德洁现在在医院做复查，你们赶紧派人去保护她！” 李科长立刻安排一名侦查员去医院，又对剩下的人说：“把中山装带回局里做技术鉴定，重点查衣服上的纤维和残留物质，另外，联系国家博物馆，让他们重新核对李先生捐赠文物的清单，确认是否有遗漏或者异常。”
第二天上午，程思远专程来到公寓看望李宗仁。
两人坐在客厅里，程思远看着茶几上的两封匿名信复印件，皱着眉说：“德公，会不会是当年您在南京任职时的旧部，知道您回国后想借机闹事？” 李宗仁摇头：“我离开南京这么多年，旧部要么去了台湾，要么留在大陆，真有不满的人，不会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。”
这时，李科长打来电话，说有重要线索要汇报。
李宗仁让程思远留下，自己接了电话。
李科长在电话里说：“李先生，我们查到昨天晚上的嫌疑人了，他叫王虎，曾在 1948 年担任过国民党军统的外围情报员，1949 年后留在大陆，靠打零工生活。
我们在他的住处搜到了一台老式铅字打印机，和信纸上的字体比对一致。”
“他为什么要针对我？” 李宗仁追问。
李科长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我们审了他一晚上，他说有人给了他五百块钱，让他送两封信，还让他威胁您，至于背后指使人是谁，他说没见过，只知道对方每次联系他都是通过公用电话，让他在指定地点取任务。”
李宗仁挂了电话，对程思远说：“是有人故意指使，而且对方很谨慎，没留下任何直接线索。
对了，博物馆那边有没有消息？” 程思远刚要回答，他的随身电话响了，是国家博物馆的张馆长打来的。
程思远接起电话，听了几句后脸色一变，挂断后对李宗仁说：“德公，张馆长说您捐赠的文物里，有一幅沈周的《秋兴图》，昨天他们重新清点时发现，画的背面夹层里藏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串数字，像是密码。”
李宗仁愣住了，他记得这幅《秋兴图》是 1937 年在上海的古玩店买的，当时请专家鉴定过，确认是真迹，从没发现有夹层。
“张馆长有没有说数字是什么样的？” 他急忙问。
程思远点头：“他说数字是六组，每组四位，像是早年的银行账号，他已经把纸条送到公安部了，让李科长他们去查。”
下午，李科长带着纸条的复印件来到公寓，递给李宗仁：“李先生，您看看这串数字有没有印象？我们查了国内各大银行的早期账号，都没有匹配的，怀疑可能是国外银行的。”
李宗仁接过复印件，看着上面的数字 “3421 5678 9012 4567 8901 2345”，眉头越皱越紧：“我从没见过这串数字，也没在国外银行开过账户。”
李科长坐在李宗仁对面，拿出笔记本：“我们分析，背后指使人可能是想借文物里的纸条栽赃您，说您私藏海外资产，或者用这串数字制造您和国外势力有联系的假象。
另外，王虎交代，他收到的第二封信里提到‘文物藏东西’，其实是指使人提前告诉他的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文物的事。”
就在这时，郭德洁从医院回来了，看到客厅里的人，疑惑地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医院里突然多了几个安保人员，说有人要针对我。”
李宗仁起身扶她坐下，把匿名信和文物里藏纸条的事说了一遍。
郭德洁听完，脸色有些发白：“我们捐赠文物是真心为国家，怎么会有人用这种手段陷害我们？”
李科长见状，安慰道：“郭女士您放心，我们已经加强了对您和李先生的保护，另外，针对纸条上的数字，我们已经联系了外交部，让他们协助查询国外银行的账户信息，相信很快就能有结果。”
当天晚上，周恩来总理派人送来消息，让李宗仁暂时不要外出，等案件有进展后再安排公开活动。
同时，总理还特意交代，会亲自过问此案，确保李宗仁夫妇的安全。
李宗仁收到消息后，对程思远说：“周总理如此重视，看来背后的人不简单，他们不想让我留在大陆，更不想让我看到国家发展的真相。”
第三天上午，外交部传来消息，纸条上的数字确实是瑞士一家银行的早期账号，开户人是 1949 年去台湾的国民党官员赵立夫。
李科长立刻带着人去查赵立夫的背景，发现他曾在 1948 年担任过国民党财政部的专员，和李宗仁当年在南京时有过工作交集。
“赵立夫现在在台湾，会不会是台湾方面派人来大陆，想借这件事破坏您和大陆的关系？” 李科长把查到的情况告诉李宗仁。
李宗仁沉思片刻：“赵立夫当年和我政见不合，1949 年他主动去了台湾，这些年一直没联系，他确实有动机这么做，但他怎么知道《秋兴图》里有纸条？”
这个疑问让案件陷入了僵局。
李科长决定再次提审王虎，这次他换了个思路，没有追问指使人的身份，而是问起王虎接受任务时的细节。
“对方给你钱的时候，有没有说过关于文物的事？比如提到某幅画或者某件瓷器？” 李科长问道。
王虎想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有一次他让我去取任务，在茶馆里等的时候，听到他打电话，好像说‘沈周的画已经处理好了，就等李宗仁发现’，当时我没在意，现在想起来，应该就是那幅《秋兴图》。”
李科长立刻把这个线索告诉李宗仁，同时联系台湾方面的情报渠道，查询赵立夫近期的动向。
两天后，情报反馈回来，赵立夫在 1965 年 6 月曾秘密去过瑞士，和当地的一个古董商见过面，而那个古董商正是 1937 年卖给李宗仁《秋兴图》的人。
“真相应该是这样：赵立夫通过古董商知道您收藏了《秋兴图》，1965 年去瑞士时找到古董商，让他在画的夹层里藏了纸条，然后又派人在您回国后，用匿名信和威胁的方式，想让您交出‘藏在文物里的秘密’，如果您交不出来，就可以诬陷您私藏海外资产，破坏您在大陆的声誉。”
李科长把推理结果告诉李宗仁。
李宗仁听完，长叹一口气：“没想到他为了陷害我，竟然花了这么多心思。
不过现在真相清楚了，也能还我一个清白。”
李科长点头：“我们已经把案件的全部证据整理好，上报给周总理办公室，总理说会在合适的时候向外界公布真相，避免有人借机造谣。”
就在案件即将收尾时，老张突然发现公寓楼下的花坛里多了一个包裹，上面没有署名，只写着 “给李宗仁”。
李科长带着侦查员赶到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本 1948 年的国民党财政部账本，扉页上有赵立夫的签名。
“这应该是赵立夫的把柄，有人故意把账本放在这里，想借我们的手揭发赵立夫。”
李科长翻看着账本，发现里面记录了 1948 年国民党官员挪用公款的明细，其中有一笔五十万美金的款项，收款人正是赵立夫。
李宗仁看着账本，对李科长说：“这个送账本的人，可能是赵立夫的同伙，也可能是和他有矛盾的人，不管是谁，这本账本都能证明赵立夫的人品，也能让更多人知道他陷害我的真相。”
李科长把账本收好，对李宗仁说：“我们会把账本作为证据，和之前的线索一起上报，另外，根据总理的指示，从明天开始，会安排更多安保人员在公寓周围巡逻，确保您和郭女士的安全。”
当天晚上，李宗仁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天安门城楼的灯光，郭德洁走到他身边，递给他一件外套：“天凉了，别在外面待太久。”
李宗仁接过外套穿上，握住她的手：“现在真相快查清了，以后我们就能安心留在北京，看看祖国的发展了。”
郭德洁点头，指着楼下的路灯：“你看，安保人员还在巡逻，有这么多人保护我们，我们不用怕。”
李宗仁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几个穿着制服的安保人员正在胡同里来回走动，手里拿着手电筒，仔细排查每一个角落。